邓小平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在邓小平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全会既实事求是地解决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又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作出了一系列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决策。

邓小平确定的会议指导方针,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开成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会议,起了关键的、主导性的作用。

综上所述,邓小平虽然不担任党的最高领导职务,但从他在关键时刻所起到的实际作用看,从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重大影响看,他对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发挥了不可替代的、至关重要的主导作用。

经过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他成为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这个核心地位的确定,是后来全面进行拨乱反正、大刀阔斧平反冤假错案、真正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大胆进行改革开放的极为重要的前提条件。

正是有了这个前提条件,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再造中华辉煌。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邓小平“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以他的远见卓识、丰富政治经验、高超领导艺术,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旗帜鲜明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支持和领导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推动进行各方面的拨乱反正”。

在他的指导下,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邓小平的名字将同十一届三中全会一起名垂青史。

(作者: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务委员会委员(副部长级),研究员 )。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和国家历史上的伟大转折。

全会之前,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为期36天的工作会议。

这本来是一次主要讨论经济工作的会议,但突破原定议题,围绕党的工作重点转移,讨论了若干重大问题,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决策,实现历史转折,作了充分的准备。

中央工作会议能够突破原定议题,党和国家的历史能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发生转折,固然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有其历史必然性,但与邓小平的重大作用也是分不开的。

如果没有邓小平在关键时刻的指导和推动,这两次会议就不可能具有伟大转折的意义,这次伟大的历史转折也就不可能顺利到来。

一、奠定思想基础邓小平率先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指导方针,大力提倡实事求是,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转折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结束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百业待举,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

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组织等各个领域进行拨乱反正,使中国从危难中重新奋起。

但是,这种要求遇到“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严重阻碍,党和国家的工作在前进中出现徘徊的局面。

客观地讲,粉碎“四人帮”后,要人们立即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有清醒的认识是不现实的。

但是,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深入,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与实践逐渐有所认识,并经常触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问题。

到这时,历史向人们提出了这样的难题:要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就不能不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

另一方面,如果因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而不能正确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那就会否定党和人民奋斗的历史,因而也就无法真正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如何解决这个历史难题,当时党内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路。

一种是“两个凡是”的思路,也就是在揭批“四人帮”的同时,在毛泽东生前定下的“三七开”的框架内,部分地对“文化大革命”实践上的某些错误进行有限的纠正,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主体部分的实践极力维护,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则不许触及。

这种思路在实践中的发展趋向,基本上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

另一种是实事求是的思路,也就是既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又实事求是地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

这种思路在实践中的发展趋向,将是一条既继承“文化大革命”前17年中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原则、方针政策和实践经验,又实事求是地在实践中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新路。

两种思路的交锋,不可避免地在诸多重大问题上表现出来。

粉碎“四人帮”后不久,这种交锋便体现在平反冤假错案问题上。

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这些问题不解决,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可能出现,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也是不现实的。

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当时最大的突破口是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和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

在这两大问题上,尽管人民群众以各种方式表达他们的意愿,一批老一辈革命家也以不同方式一再呼吁,但还是遇到来自“两个凡是”的阻力。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的领导职务,但是,天安门事件并没有得到平反,许多冤假错案也还没有得到公正的解决。

在邓小平的领导和推动下,“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教育、科技、文艺战线率先开始拨乱反正并取得非凡成绩,但在“两个凡是”的禁锢下,拨乱反正步履维艰。

拨乱反正已经起步,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明确。

“两个凡是”成为一种新的思想禁锢,为拨乱反正设置了重重障碍。

严峻的现实表明,政治、经济、文化层面的争论,实质上根源于坚持“两个凡是”指导方针还是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问题。

因此,政治、经济、文化层面的争论不可避免地要上升到思想路线层面。

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还是坚持“两个凡是”方针的争论,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最终见分晓。

这个过程大体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而这三个阶段都是与邓小平的大声疾呼和积极推动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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